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不在于投资

      进入2013年以来，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各大经济体在走向复苏的道路上继续充满不确定性。受发达国家影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明显拖累，全球依然处于经济调整周期。虽然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前景仍然较为乐观，但是中国经济已经告别超高速增长的青春期，进入次高速增长的青壮年期，过去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所积累的问题也逐一暴露出来。未来10年，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增长的潜力和活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在于实现“以消费替代投资”为核心的“五个替代”。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6200美元，人均小康已经实现。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超高速发展，使得外贸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制度红利几乎都走到尽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许多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包括GDP质量不高、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地区经济结构失衡、城乡差别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财富分配不均、中产阶级队伍缺失、贫富差距过大等。此时的中国梦不再是仅仅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而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消费替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过去三十年，投资始终是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推动力，政府投资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由此带来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国内消费不足也成为阻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2011年，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5.5％，近6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2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1.8%。虽然投资回落是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果的表现。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出，消费替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必须注意的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替代投资的消费必须是居民消费而非政府消费。否则，由政府消费替代政府投资不仅无法解决当前已经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更会恶化日益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最终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习八条”中有四条直指政府消费问题，就是要为提振居民消费扫清政府障碍，充分发掘居民消费潜力。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财税体制等措施增加居民收入，让居民“有钱花”；建立健全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居民“敢花钱”；合理引导居民消费，改善居民消费结构，让居民“会花钱”。

内需替代外需成为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主要措施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中国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在这十年里充分享受了巨大的外贸红利，外贸依存度基本上都在50%以上，2006年曾达到67%，推动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里快速增长。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各大经济体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所受影响最为严重。欧美日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的外部环境在近几年急剧恶化，外贸红利走到尽头，201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下降到47%，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巨大的消费潜力尚未挖掘，国内许多新兴产业和新兴市场也存在大量的投资机会。此时刺激内需增加，推动内需替代外需，有助于中国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减少外部需求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冲击，实现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服务替代制造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 

      长期以来，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50%左右，且多数年份高于50%，第三产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明显不足。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率多在70%以上，个别国家甚至更高。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制造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是必要的。但是，依靠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会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同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往往要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已经基本消失，此时迫切需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以金融业、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此外，服务替代制造不仅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还能改善中国的就业结构，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可以吸收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有效解决当前普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为中国培育稳定的中产阶级提供经济基础。

低碳替代高碳成为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目标 

      中国在扮演“世界工厂”这一角色的过程中虽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过度依靠低端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给中国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近几年，环境恶化的信号频频出现，各类自然资源的储量也已经逼近红线。以钢铁产业为代表的“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重化工业已经难以继续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因此，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当前的产业结构，将实现低碳替代高碳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目标，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淘汰各类重化工业和落后产能，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城镇化替代工业化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抓手 

      当前，中国经济处在战略转型关键时期，面临着居民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收入差距过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而加快城镇化建设可以有效应对这些难题，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6%，如果按每年城镇化率增加1.2个百分点测算，十年后将有2亿农民走进城市，加上现有2.5亿农民工，未来十年城镇新增人口将接近5亿。 

      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增加居民消费，改善居民投资结构，同时可以带来巨大的公共服务需求，包括交通、建筑和医疗服务的智能化等诸多领域会涌现出大量的投资机会，起到消化过剩资本和过剩产能的作用。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新市民的增加会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当前巨大的收入差距，形成椭圆形的收入结构。 

      稳定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有助于社会稳定，更可以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中国经济出现“拉美病”。需要指出的是，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并不是单纯提高城镇化率，城镇化并不是单纯提高城镇化率，不是单纯的让农民离开平房、住上楼房，离开土地、走进工厂，成为所谓的“城镇常住人口”。而是要实现没有水分的城镇化，让未来的新市民“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统一化，能够安居乐业，活的有尊严、有保障。这就需要推进包括户籍制度、财政制度等多项与之相关的制度改革。总而言之，新四化是未来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城镇化则是抓手之抓手，主导中国经济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建国60多年，中国走的都是工业化路线。工业化必然依靠投资拉动，投资拉动的工业化必然产生巨大的产能，巨大的产能必然带来强劲的出口，以外需满足产能扩张的需要。当外需受阻，内需滞后的时候，巨大的产能就会形成过剩。中国需要改变传统的30年乃至60年甚至上溯到自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的思维定势，以城镇化替代工业化。城镇化必然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贫富差距，城镇化必然会产生集聚的消费力。城镇化有助于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调整，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因此，以城镇化替代工业化可以降低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可以促进整体经济协调平稳发展，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总计而言，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并不在于投资，中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以消费替代投资为核心的“五个替代”。

• 宏观新闻